姜昆新中国的相声记录了年代的变迁

“孩童时，从牙牙学语起，每到十月一日，我都会说一句话：祖国一岁我一岁，我和祖国一同长。一晃，新我国七十华诞。东方巨龙，鼓起腾飞，大国风仪，引人注目！我以将近古稀之年的歌喉，与一切炎黄子孙在一同，为巨大的祖国高歌：‘东风动草木，百物尽欲言’‘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芒’。”——姜昆《曲艺为祖国高歌》

1987年，姜昆、唐杰忠扮演《虎口遥想》。本文图片由受访者自己供给

【以下依据受访者口述实录编辑整理】

小时分，让我最高兴的作业便是大幕摆开那一瞬间

在整个我国文明艺术界，我可以说是挺走运的。当我踏上文明艺术路途的时分，正好赶上破坏“四人帮”，原本被禁闭的那些老艺人们一下又登上了舞台，许多在“文革”中现已不见了的文明艺术扮演又一次昌盛了起来。对其时社会文艺舞台的描述有许多说法，“文艺的复兴”、“文艺的第2次解放”、“文艺的春天”等等，许多。我呢，便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段走进了文艺专业队伍。所谓“上有老，下有小”，我便是处在这样的方位上，模模糊糊地感到身上还有许多担子要去挑起来，要传承下去。

姜昆3岁时和爷爷奶奶合影

坦白讲，我走上艺术路途并不是靠“老天爷赏饭”，或者说一步登天。小时分，家境并不好，爷爷曾是民族资本家，公私合营后家产就充公了。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菲薄的薪酬养活一家人。由于孩子多，妈妈也没作业，就在大街居委会上背负一些作业。父亲是学古典文学的，他特别期望我可以接班，在文学上有所造就。可偏偏我从小就喜爱拳打脚踢，说说唱唱，与白叟家期盼相距甚远。

看评戏电影《刘巧儿》（新凤霞、张德福主演），咱们都学巧儿的唱段，“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都学电影里正儿八经的唱段。我呢，偏偏就学了电影里反派地主王世昌那段唱词，十分诙谐，“不下地来，不流汗，家里的粮食堆成山。你看我穿的本是绫罗绸缎，腰里还系着大洋钱……”由于爱学这个，也引起了周围大人们的爱好，没事的时分就喊我奶名，“柱哥儿，来唱一段。”我也不怯场，连唱带演来上一段，逗得咱们捧腹大笑，我天然也洋洋得意。

姜昆和母亲。摄于1952年

细究起来，我说说唱唱的基因仍是从母亲那里来的。母亲是一名农村妇女，嫁到城里来今后，对新社会的东西特别感爱好。我记住大约一两岁的时分，母亲就爱唱“王大妈要平和，要呀么要平和”，当年广为传唱的一首抗美援朝歌曲。家里尽管穷，但母亲仍是乐意节衣缩食攒下钱带咱们去看《洪湖赤卫队》，教唱“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看全国劳累公民都解放》）。父亲这边呢，特别喜爱古代文学。他在家里教我触摸的便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但他不教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郑卫之风（笑）。其时或许了解不深，但背下了许多诗词歌赋。

1987年，姜昆和父亲练书法

我家周围挨着北京公民艺术剧院，父亲对人艺前史剧特别感爱好，《武则天》《蔡文姬》《曹操》这些话剧，常常带我去看。小时分，让我最高兴的时分便是大幕摆开那一瞬间，立刻一个五光十色的国际就要呈现在面前了。而最哀痛的时刻，则是艺人们出来谢幕，大幕拉上今后，接下来我就又回到贫穷的实在的日子中，十分丢失。一边是戏，那么逼真。一边是日子，却让我想要脱节。

小学的时分，我初步参与少年宫学习吹笛子，学习朗读。1960年代初，我在少年宫参与了许多活动，包含迎候古巴少年儿童代表团。去迎候的大都是高干子弟，唯一我一个来自布衣家庭。参与活动头一天晚睡不着觉，不是激动，没有衣服穿，发愁。母亲连夜忙活，好让我第二天可以穿上一件用父亲衣服改小的衬衫和一条没有补丁的裤子。直到小学三年级从前，我根本就没穿过不打补丁的衣服。作为家里的老迈，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他们也要捡起我穿过的衣服改改补补接着穿。在我之前，爸爸妈妈还生育了几个孩子，由于医疗条件太差都夭亡了。

咱们这个年代的人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沐浴着新社会阳光生长起来的。由于热爱文艺，我可以触摸到少年宫，有时机看了许多和我其时身份、家庭条件并不相等的作业，比方我专门能找当地看话剧、看电影，当年我家邻近就有五家影院，长虹影院、蟾宫影院、东四工人沙龙，隆福寺里边还有个明星电影院（后更名为红旗电影院）。看了捷克的《好兵帅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偷自行车的人》、反特体裁《罗马十点钟》以及解放初期的《风筝》《老兵新传》，这些电影原本在我这个年龄段是没时机看的。其他，父亲是个教书匠，也喜爱藏书，我还鬼鬼祟祟看了许多其时的“禁书”，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太阳照到桑干河上》、艾青的《大雁河我的母亲》，包含民国时期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至于鲁迅先生的著作就更不必提了，所以那个时期我的文艺根底和文明视界是这么熏出来的。

其时少年宫排话剧，是真实的大师来给孩子们排戏。我有幸遇了中心戏剧学院的瞿弦和教师、张筠英教师。他们两位当年仍是中戏的学生，来给咱们做课外辅导员。排戏的时分骊子伯教授，赵之成教授都亲身来给咱们讲过戏，辅导朗读。那时起，我触摸到了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扮演系统。在青艺看完金山主演的《万尼亚舅舅》，我就找来他写的《一个艺人的发明》这本书。后来走进了相声范畴，但艺术的根柢是那时分打下来的。当国家从旧社会到新社会，文艺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展环境，真的是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文明艺术就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方位，尤其是给那个时分的年青人发明了一个很宽广的学习空间。

1959年十周年国庆，我作为少先队员参与了十月一号当晚的大众狂欢。晚上穿戴短裤在天安门上围着圈跳舞，那时北京十月份就很凉了，冻得直颤抖，第二天清晨才回到家，但特振奋。那时分，咱们文娱日子比较单调，国庆节的大众狂欢成了人们特别神往的一件事，一次可贵的开释。大人们跳《友谊圆舞曲》（新我国三部圆舞曲之一），小孩子跳的是《找朋友》和《阿细跳月》，这些旋律都深深印在我脑际傍边。之前在天安门广场排练的时分，我还听到了十几首反映“大跃进”的歌，比方《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一片秀丽好河山》，歌声中“共产党召唤把山治，公民的力量大无边” “山连山来，水连天，果树开花红彤彤”也是排练时听一耳朵，就记住了。

可以说从我这初步，东北话是冲破了山海关

第一次“触电”，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白求恩》剧组来少年宫挑艺人，那时我现已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一了。话剧组引荐我去面试，见了一面被选上，其时以为可了不得了。电影中我扮演一个晋察冀边区警卫员，在片场拍了15天，之后回家等信儿。成果看到成片后，我足足一个月没出屋。放学回家就往床上一躺，哪也不去，觉得丢不起这人，拍了15天才给了我一个镜头（笑），喊了一句，一回身，就露了一个后脑勺，其他都剪掉了。

初三结业，报考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系，一是由于喜爱歌曲，二来自己听音还比较准，根本上不论哪里的歌，听上几遍我就能唱。1960年代的歌曲爱好者都知道的一本书《外国民歌200首》，在我那届北京中学生傍边更是简直人手一本。不只介绍外国民歌，也介绍音乐背面的故事，现在说起来也是如数家珍：印度尼西亚的《梭罗河》、苏联民歌《莫斯科城外的晚上》《卡秋莎》，阿尔巴尼亚歌曲《含苞待放的花》，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朝鲜歌曲《阿里郎》《桔梗谣》，阿根廷歌曲《小小的礼物》，包含加拿大的《红河谷》，以及美国黑公民歌《白叟河》、《铁锤之歌》……太多了。

《在列宁的故土》剧照，这是姜昆最早的剧照

我当“红卫兵”的时分，从前演过两个话剧，《前史的一页》和《在列宁的故土》。其时“红卫兵”分红两大派，“四四派”是老兵，“四三派”是造反派。《前史的一页》是“四四派”搞的，《在列宁的故土》是“四三派”搞的，我算“好文艺的”不分配，都被请去出演了人物。在少年宫话剧团时，方鞠芬教师曾辅导咱们排过电影《以革新的名义》，我特别喜爱里边一个叫阿廖沙的少年流浪者，拉着手风琴，唱的歌特别契合我那时心境，“有个孩子住在河那儿，他天天神往着热带的当地。高兴的像大海，自豪的像小鸟，他处处唱着一支歌，热带的当地啊，热带的当地啊，我要找到你的方向，我要找到你的方向……” 《列宁的故土》中我也扮演一个相似的人物，也是要拉着手风琴，唱着歌，所以形象特别深。现在有一本书写我国话剧史，以为从1966年到1969年最近一段时刻是空白，可这两出话剧是确有其事的，当年在北京的工矿企业，包含周边农场演了几百场。

1967年，姜昆和老友吴西平，在姜家的房顶上引吭高歌。相片为姜昆的弟弟姜仲所拍。

1968年，我作为知识青年来到了北大荒黑龙江建造兵团。1969年国庆，就在北大荒度过，那里10月份就现已是严冬了，都穿的是大棉裤、大棉袄，把自己包得严严的。到了1969年，一切的歌忽然都不让唱了。我呢，便是由于在1968年一次集会中唱了俄语版的《莫斯科城外的晚上》，其时以为在座的都不明白呢，成果自作聪明让人家听出来，接而被批斗，从团部被下放到连队。《莫斯科城外的晚上》在其时算“苏修”歌曲，再有其时只需歌词触及情爱便是黄色歌曲，都不能唱，而况我其时仍是以俄语唱的，这不是自找的吗？

我在东北呆了八年，东北方言天然熟极了。1980年，北京忽然冒出一段东北话的相声《我与乘客》，里边一句“哎呀妈，猪肉炖粉便条可劲儿造”，许多人都把这当成盛行语了，那便是我从东北带回来的。相声是体现一个东北人跟北京公交车售票员之间有了对立，吵架。我把在东北日子学到的东北方言嗑，都用在了里边，“你也便是高山点灯，那一疙瘩亮!”“被窝里伸脚丫子，你算第几把手？”可以说从我这初步，东北话是冲破了山海关，被全国公民逐渐了解、喜爱。我大吹牛皮，也算“功不可没”呢！

在“北大荒”还学了许多的二人转，那时分唱的二人转，主题都是像《祖国处处有亲人》之类，十分阳光。“旧社会咱贫民受苦受难，逃荒要饭四处奔波”，便是抱怨，艺术性也十分高，不像现在的姿态，插科打诨那么多。东北人说话“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二人转的魅力能让你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可即便是《月牙五更》，也是十分洁净的唱词，“一呀一更里呀，月牙挂在了正东呀啊”，它是在描绘环境，都是正儿八经的民歌。现在比方盛行这个《探清水河》，当年便是“窑调”，《林海雪原》里杨子荣唱的，是为了体现土匪的匪气。所以真的是良莠不分，令人心痛。

1973年我写出了《小王省亲》的剧本，内容主要是对立当年呈现的“返城风”。《小王省亲》后来是一个芭蕾舞剧，这个芭蕾舞剧是我编的，我其时在宣传队做的是导演作业， 根本上创、编、导都是我。还编过一个歌剧叫《老号长》，讲马号号长怎么对年青人进行教育的事儿，也是拿二人转曲调谱成咱们自己的唱段。

我要去说相声

小时分就喜爱听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都是经过收音机话匣子。第一次看人家在台上正儿八经扮演相声，仍是1973年年末。其时郝爱民和李文华来扮演，就在兵团沙龙。

郝爱民（左）、李文华

我就看着李文华，那种北京人身上特有的逗劲儿，让我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欢喜。相声说了一个半小时，在我简直比吃一顿大餐还高兴。听完相声咱们来到火车站，围在篝火周围还都是在回味里边的场景和桥段。我一向没说话，看着跳动的篝火，脑际里只要两位相声艺人生动的面孔，心想这辈子必定要像他们相同，去说相声。回到团部，就在那个只要几平米的小创造室里，全凭回想一点一点把他们俩说的大约五段相声记录了下来。后来曾找李文华教师验证，根本上衰败下一两句。

1980年5月，姜昆与李文华在保定扮演

新我国的相声记录了年代的变迁，在每一个社会转机的时分，在重大事件呈现的时分，咱们都会在其时的相声华章里找到一些对应的记载。1959年常宝华的相声《昨日》，打击旧社会，讴歌社会主义新社会，标志着一个簇新的初步。再往前数一年，相声艺人小立本儿（本名李锦田）和相声老艺人杨海荃创造并扮演的相声《社会主义好》，参与了全国第一届曲艺公演遭到周总理的亲热接见和表彰。小立本儿个头不高，总理接见他时还以为是个小孩儿，拍了拍他的脑袋瓜，这一下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陈毅老总在扮演服装上提了些主张，他就以为相声艺人不要穿中山装，仍是穿长衫大褂对味儿，看上去诙谐。

侯宝林（左）、郭启儒扮演照

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特别喜爱和关怀相声。当年以侯宝林为首的一批相声艺人每到礼拜六，常常去到中南海，在舞会的空当，上去说一段相声。毛主席最喜爱侯宝林的三段相声，《歪批三字经》《关公战秦琼》和《阴阳五行》。主席说《关公战秦琼》这段子好，形象地反映了旧社会恶霸蛮不讲理，他乃至还会在段子最终跟着侯宝林一同比画，“你要是不演，怎么办？他不论饭！”点手一指台上，仰天大笑，特别愉悦。

还有一次毛主席要求艺人们把深化日子今后创造出的相声演一段，马季扮演了《画像》，刻画了山东劳动模范张富有的农人形象。毛主席听完今后就说，“仍是下去的好。”从此之后马季上台扮演的时机就多了，他扮演的都是新相声。有一次周总理亲身点名，让马季、常宝霆跟《刘三姐》的艺人们对歌，这边先唱“哎，什么结子高又高咧，嗨，高又高。什么结子半中腰咧，嗨，半中腰。什么结子成双对咧，什么结子棒棒敲咧？”马季这边立马就得容许，彻底即兴现挂，“嗨，我爱人的个儿头高又高咧……我孩子的个头儿到我半中腰咧……咱们夫妻成双对，我不听话她棒棒敲咧。”后来春节晚会，马季把这段教给我，我和他一同重现了这段。

1977年1月，姜昆与马季教师（左）在湖南桃花源写相声《迎春花开》

1977年我回到北京，在中心电视台上的第一个相声著作《迎春花开》是我在湖南深化日子，学了许多民歌后创造的，和赵炎伙伴扮演。1979年创造《如此照相》的一同，我还写了另一个著作《诗篇与爱情》，根本上把年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诗词歌赋还有一些民歌悉数都用上了。在台上，我唱了一首其时在社会上仍是被禁的歌曲，“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滨……”没唱完台下就轰动了，“姜昆胆儿真大，这歌儿都敢唱？”那有什么不敢呢？原本便是老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曲，“文革”中说它讴歌了爱情就被制止了。在相声里我还戏弄“您说日子中能没爱情吗？要没爱情，那多没劲啊。”台下又是一片大笑。为了着重一种比照，我接着又唱了那首《铁姑娘》，“俺村有个铁姑娘，铁头、铁脚、铁膀子，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嘿，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哎，您说这是二姑娘？这是二郎神啊。”

姜昆与侯跃文（右）摄于四届文代会

1979年9月份，我被选为了我国曲艺家协会理事，接着又被选为我国文学艺术作业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我是其时最年青的代表之一，只要29岁。那次文代会是有前史性含义的，标志着我国文艺界春天的降临，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明确提出，文艺作业者“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究和逐渐求得处理。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对咱们来说，听来便是思想解放的春风啊。198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相声艺人现已有了些名望，但真实被全国公民关注到仍是经过电视。1983年，咱们家还没有电视，1985年才买得起，一台12英寸彩色电视机。之前爸妈想看看自己儿子在电视里扮演怎么样，都是跑到街坊四邻家里。

现在的问题是不缺著作，缺精品；不缺笑声，缺档次

1983年，各个范畴从方式到内容，思想解放都在往深化里进行。

1983年的春节晚会主持人王景愚、姜昆、刘晓庆

那年春节晚会准备时，黄一鹤导演提出来必定要搞一次现场直播，其时不是没有对立的声响，黄一鹤给出了两个理由：首要现场直播就像是一场球赛，不到最终一分钟，你不知道是输是赢。咱们看电视的时分也会知道，此时此刻那儿正同步扮演呢，这个感触和录播必定不相同；再一个，现场直播考究趁热打铁，录播的话就会涂涂抹抹、修修改改，节目的气韵就断了。

我呢，在春节晚会准备阶段也算是“始作俑者”（笑）。一切这些名家都是我骑着自行车一个一个去请的，真是磨破嘴皮子。陈佩斯和朱时茂就不让人省心，刚刚排好他们的《吃面条》，一检查说要去掉5分钟，这二位回身走了。没有轿车，没有电话，我骑着自行车满城找他们，再给劝回来。李谷一教师要唱《乡恋》，但上面一初步没经过，真是应观众热线要求最终给放行了，她一唱就没收住，一口气唱了8首歌！再看今日，常常是8个人唱1首歌。假如不是现场直播，永久都不或许发生这样的状况。一首好歌从前一切的谴责，就在这么短短的时刻内停息了，这些都是很有含义的前史瞬间。

1984年春节晚会七位主持人，这大约是春节晚会最负盛名的一次主持人合影。姜昆说，“港台的主持人初次进入中心台，陈思思、黄阿原在中心，中心台自己的主持人赵忠祥、卢静天然是站在他们周围，电影艺人姜黎黎可贵参与，我和马季教师两个相声艺人是自家人，别谦让，站最边儿上。”

1984年的春晚完毕后，清晨1:30我才回到家。一进筒子楼，就有街坊打开门，一家子跑出来冲我说，“姜昆，咱们都等着你呢，节目真好。”再上一层楼也是如此，都跑出来问好你。五层楼，我家住第五层，这回走上去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你就可见老大众那时分是多爱春晚啊。

那真是个文艺大昌盛的时期，咱们这拨人从一初步一只脚踏上舞台，到两只脚严严实实站在舞台上，坚持一年出三到四个著作，著作是一个接一个往外冒出来的，每一个都能给年代留下深入的形象。1986年《虎口遥想》，那时梁左刚从北大中文系结业，他和我一同创造了这个簿本，在我的艺术生计中假如没有遇到梁左，不会走到今日。他帮我越过了我在艺术攀爬之路上的一个大台阶，他的构思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这个著作首要结构了一个环境，它荒谬但又不是荒谬不经，能让观众敏捷进入这个环境，信任这个环境。梁左把这个环境结构出来之后，我是恍然大悟，才有了后边的《电梯风云》，包含前年的《新虎口遥想》都是这个路子。

梁左和姜昆。梁左在2001年病逝，年仅44岁。

姜昆、戴志诚《新虎口遥想》

上世纪90年代今后，相声创造上我有点捉襟见肘的感觉。由于那会儿我现已写了大约有100多段相声，简直把自己那些年悉数的日子堆集都用光了。坦率地说，这些著作有精品，也有次品，也有一般说得曩昔的。就像鲁迅先生讲的，都是再往外掏东西，输入的东西少了。

1990年代中期信息产业鼓起，我做过一段时刻电脑公司的董事长，还和张朝阳一同入选过“我国网络十大杰出人物”。我也是我国最早写网络相声的艺人，2000年的《笑从网生》，那个时分的网友不像现在这么多，共识没那么大。“你知道download啥意思吗？裆露？那就得补啊。错了！您说的那是露裆，我说的是英语‘下载’。”

新千年后，我更多的是担任领导作业，这占去了许多的时刻，尽管依旧在创造和扮演，可究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关于新写的这些节目，我只能说是“尚可”，像《新虎口遥想》《我有点晕》尽管也上了春晚，但并没有像曩昔那些著作相同精彩。这些著作连续了我曩昔的路途，同当今的青年人已然有了必定间隔，代沟毋庸讳言。

2009年春晚《我有点晕》排演

尽管咱们创造的环境和原本有很大不同，但艺术规范不能变，人的审美风格仍是要在那，不能等自己有了孩子，才意识到不应该让孩子触摸这些，但当自己仍是个“孩子”的时分，就在舞台上为所欲为。习近平主席在关于文艺创造上有一系列说话，我也常常用习主席提出的问题问我自己，习主席说“现在有许多的艺术变为了商场的奴隶”，“有些当地把感官影响替代了艺术”，“把低俗的东西当成了浅显”……我以为习主席每一次都在给社会的病灶点穴，这个穴点得十分准。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是不缺著作，缺精品；不缺笑声，缺档次。

我到这个岁数了，又在这个方位上，我要讲这样的话。20年前我就在政协提案中提过，必定要注意网络文明的灰色地带和灰色文明对少年儿童的影响。近些年来，状况仍是有很大改观了，最少现在根本面上咱们都愈加认可积极向上的著作，喧闹之声不是没有，现已达不到曩昔聚众举旗的境地。